我出生在“卢沟桥事变”的前一年。父母给我取名“南山”，因我生在南京，南京有个钟山，爸爸说，干脆取名钟南山吧！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，经历过大风雨，还能够屹立在那儿，茁壮成长。
听外婆讲，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，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，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，我被埋在土里。外婆紧张极了，一直扒着砖头瓦砾，拼命把我挖了出来。那时我的脸已经黑紫，她把我的鼻子清清，又按按我的身体……我活过来了。我的命还挺大。
后来，我们逃到贵阳。刚买了新房子、添置好家具，日军的炮弹又来了。那时家里生活困难，只有咸菜吃，偶尔有块腐乳就很不错了。贵阳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。房间里很多臭虫、跳蚤，我们的头发上长着虱子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，跑到大街上一看，到处灯火通明，大家开心地欢呼。接着听到电台说：“日本投降了！”
1946年，我们家离开贵阳，到广州安顿下来。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，妈妈廖月琴是护士长。有一年，我家住的小楼天台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，一问才知，父亲是在做乙脑病毒的实验。当时医院很困难，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养在家里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父亲便安排我喂小白鼠。小白鼠养得多，我家总有一股老鼠味儿。有人来找我们，邻居就说，你只要闻到老鼠味儿，就知道他们家在哪了。
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。孩子病好了，家长开心，父亲也开心。这些事耳濡目染，让我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、减少痛苦，是一个很好的职业。
如果我不做医生，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。读高三时，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，400米项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，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！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，我得了全国第三名。中央体育学院（现北京体育大学）问我要不要来当运动员，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，决定还是学医。父亲说，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，而且能帮助别人，让别人身体也好。于是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。
不过，我仍喜欢体育运动。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，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，争上游、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，还有不服输的精神。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、学习上来，是极为可贵的。
我与妻子李少芬的结缘，也与体育有关。从广州到北京后，我周末常去姨婆家玩，在那里结识了李少芬。当时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队员，我常到她的训练基地去锻炼。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我从北医骑车到龙潭湖去找她。骑了一个半小时，天气很冷，电话也不方便，找她找不到，我很丧气地又骑了一个半小时回校。结果同学对我说，她从龙潭湖骑车来北医找我了！我心里头突然非常温暖。尽管我俩没见着，但是，我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。
李少芬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。1963年底新兴力量运动会，领导对她开玩笑说，如果女篮拿了冠军，你就可以结婚。几天后，真的夺冠了！相恋8年的我们结婚了。
1971年我回到广州，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。一天晚上，父亲和我聊天，聊到一半，他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今年都35岁了？真可怕。”然后沉默了。父亲35岁时，早已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，回国成为知名的儿科专家。而我经历了下放农村、烧锅炉，刚回到医生的岗位上，甚至还没接触临床。我的35岁，差得太远了！
这一句话点醒了我，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。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，我主动要求到急诊室工作，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。过了半年，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急诊患者的诊治，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，突然有一天，我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的任务。没想到，这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。
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，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，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，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，非常困难。有一天，我在为慢支炎患者检查的时候，发现这些患者咳出来的痰，不仅痰量不同，颜色、黏度、气味也都不同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，我突然有一个奇想，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！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，进行生化成分及酶学分析，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支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，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分类治疗，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%。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。
43岁那年，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。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，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里先生。那次见面不是“面对面”，而是“面对背”。他在屋里煮咖啡，我进去了。他问，你想做什么研究？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，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，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，有兴趣就做些研究。导师背对着我谈了六七分钟，就把我打发走了。
我有点孤独，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，我就暗下决心，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！
